引用

可靠树 的 周恩来一生最惨痛的失败，记台湾共产党的兴衰(绝
多年以来对台湾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就是一个盲点，在下也多次想弄清真象均不得获，后来一偶然机会得以发现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台共兴衰的冰山一角，翻开历史沉重的一页，真相令人震惊。国共内战中共产党之所以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摧枯拉朽，不是偶然的，周恩来领导下的第二秘密战线，敌后情报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台湾作为这样一个战略要地当然也就早处于周恩来的视野之中，早在40年代初周就多次派出共产党的骨干人员分批赴台秘密发展组织，扩大力量，1945年又找到蔡孝乾谈话，蔡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唯一的台
湾籍老红军老干部，考虑到他是台湾人，了解当地情况，并且利于开展工作，决定让他亲自赴台主抓秘密工作，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也就是当时中共在台最高负责人，周对他是满怀期望，临行前把在台的一些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内线也悉数告之，其中就有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吴石将军等，蔡到台湾以后化名为"老郑"开始长期潜伏，暗中发展组织，1947年台湾就发生了2.28大起义，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血腥大镇压，被屠杀群众高达数万人，不能说其中没有中共的宣传和煽动。这一期间国民党忙于国共内战，无心顾及台湾岛内风起云涌
的运动，台共在这一期间的发展达到了高潮，党员人数多达上千人，形势一片大好。

   再说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吴石将军，在大陆期间由中共地下党策反，大量提供国军布防机密资料。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利用其军事首脑的地位，收集机密军事情报以作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参考。由于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吴石无法通过地下组织将军事情报送给华东局。1949年10月25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在缺乏军事情报的情况下，攻打金门失利。同年11月，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也受到重大损失。这两仗给人民解放军敲了警钟。解放台湾比原先预订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

    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从香港抵台，与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谌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其中，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特别注意，并查问这些情报的来源。当毛泽东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1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还挥毫写下了一首诗：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朱谌之与吴石一共见面七次，获得了大量的有价值的重要情报，１９５０年２月，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回到浙江定海。

    1949年12月，蒋介石集团面对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攻、解放台湾这一态势，以“反共复国”、“固守台湾”为中心任务，加强了台湾的军事防务。同时，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其子蒋经国出任主任，对武装部队实施政治控制。同属蒋经国督导的保安机构也加紧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进行破坏。

    在蒋经国的精心策划下，国民党特务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疯狂的破坏。1950年1月29日，突然秘密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蔡的被捕至今仍是一个谜，在不到一周内，蔡孝乾就叛变了，供出所有名单资料，国民党特务机关，军警宪马上按名册开始了全岛大搜捕，造成了在蔡领导下的包括其他负责人在内的1800多名党员和骨干被捕，情况极为惨烈，变节者活命，坚贞不屈者则立即被押赴马场町刑场就地枪毙，全岛共产党组织遭到血腥镇压，一时间血雨腥风，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几乎被破坏殆。

    国民党保密局逮捕蔡孝乾时，蔡还供出吴石提供重要的国防情报给中共，联系人是华东局派出的朱谌之。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不久，朱谌之便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特务当局先后逮捕了吴石将军夫人、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人。
 1950年6月10日，台湾。包括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共地下组织暗定代号为“密使1号”的吴石中将，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以及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朱谌之（朱枫）女士。。一起在台北街头同时被杀，临刑前视死如归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数弹，壮烈就义，成为震动海内外的一宗大案。
    吴石是一位怀才不遇的中华精英，他如果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台湾仍可以过着高官厚禄的优逸生活；他如果听从吴仲禧的劝告，留在大陆，不去台湾，以他对革命的贡献，人民政府自然也会厚待他。他弃暗投明，在国民党政权垂死挣扎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赴汤蹈火，毅然去台湾，想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坚贞不屈，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实在可嘉。

    1973年，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时隔25年之后，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重之际，曾动情而又郑重地说：我们不要忘记对人们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不要忘记帮助过我们的台湾那边的朋友！其中提到两个人，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前者被周恩来称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铁血男儿；后者被毛泽东称颂为孤岛虎穴忠魂，是一位甘愿为祖国解放统一大业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随着1950年4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蔡孝乾叛变后即被任命为台湾情报局副局长，他被捕前是共党在台的最高负责人，当时组织规模如何、力量如何，他自然非常清楚，于是任专职搜捕在台中共地下党人员和组织及以前的战友同事下级，成绩斐然。蔡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成了国民党的大功臣，后来还以上校军衔退休。

   祸不单行，1952年4月25日中共在台湾重建的地下党组织再遭破坏，400余人被捕，后期台湾主要负责人省工作委员会书记陈福星被捕后也随即叛变，陈福星带领特务四处劝降岛内残余的共党分子，中共在台湾的活动彻底陷于绝灭。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建立下赫赫功劳的第二战线在台湾登陆中已无力发挥配合作用

   根据台湾《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其中抓人最多的两个案件就是“匪台湾省工委蔡孝乾叛乱案”和“匪重建台湾省工委陈福星叛乱案”，其他百余政治案件中许多是以上两个案件的延伸。

    关于陈福星案，文件的相关记录如下：“３９年民国５月，以陈福星为中心之北部台共组织已设法与匪共中央取得联系，接奉匪共中央１９５０年４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级匪干商讨建立临时领导机构，至３９年底，全省各地匪党组织已再具规模，赓即发出‘１９５０年工作总结’，检讨过去失败教训，具体指出以后工作方针，再度展开活动。在重整过程中，匪干周慎源与主要负责人陈福星发生歧见，不服陈之领导，陈乃于４０年春改组领导机构，开始整风，发出《向偏向斗争》一文，列举台湾知识分子的特点、弱点和所谓台湾知识分子的偏向、包袱，并指出改造道路……运用劳动方式建立基地，在劳动中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争取群众同情，利用山乡行政薄弱的地区，建立据点，加强气节教育，训练必死决心，清除不稳分子；必须走小路、走夜路、反对太平观念，时时提高警觉……匪党重整后的省委组织，经我情报机关配合行动后，至４０年８月止，匪地下主力被迫从桃园、新竹转移至苗栗地区，该地区在地理环境上，存在着复杂的山脉、溪流与绵密的山林，形成于匪有利的山川地带，且该地农村副业发达，需要大量生产劳动力，匪首陈福星
及其领导干部曾永贤、萧道应等，均潜窜于这一地区，企图生存和发展。根据上述地形与山区农林社会特有环境，如果要进入苗栗山区进行布置渗透之工作人员，必需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一有劳动经验的知识分子，并懂客家话。二与陈福星或曾永贤等有组织上渊源。三在苗栗地区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可以初步立足，作为深入的跳板。根据上列几项需要，如在我方工作同志中找寻符合这类人员，事实上很难找到，因此，惟一办法是向敌人内部去找，经过自新人员刘兴炎、黎明华等建议……”

　　以上的文字记录勾勒出１９５０年后在苗栗山区所发生的事。即使事隔这么多年，那一幕又一幕似乎仍历历在前：国民党军警的搜山追捕，片片段段的武装冲突，夜里他们彼此喊话，痛苦与泪水交织一片。不只是苗栗山区，那两、三年全省山区的武装据点都重复着类似的情节。重要的领导人被押至大牢里，许多被送到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另一些则送到绿岛，在孤岛上一蹲就是十几年，耗掉了宝贵的青春，等到回到家时，人事景物全非，顿有换了人间的恍然。此后重新投入社会生活时，过去的事被刻意埋藏在记忆的深处，公开的场合中绝对是禁忌的话题。事实上，它只片面地存在国民党官方绝密的档案文件中，除此以外。没有人敢触及。直到１９８８年蒋经国过世后，台湾政治环境改变，以前的地下工作者们才陆陆续续地公开出来组织互助会，系统化的历史调查研究始出现。博州是年轻一代研究者中最出色者之一，他把白色恐怖的研究赋于文学的内涵，再变成小说、纪录片和电影，让历史记忆进入新一代人的真实生活中，唤起反思意识。

马场町的枪决刑场成为最重要的历史现场，地下党员们就义前的情景终于被忠实地记录下来。博州所主持的《５０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究》记录了许多幸存者的回忆，其中就义者郭琮的妻子林至洁说：“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枪毙，有时１５个，有时１９个这样抓出去；这些人被抓出去时都很镇定，他们不是呼口号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呼的口号就是‘共产党万岁’或‘毛泽东万岁’‘中国民族万岁’只要窗户关了一半，不让我们看，我们就知道当天有人要被枪毙了。郭琮枪毙当天，我爬到窗口，因为他是关在楼下，我关在楼上，我一直叫着他的名字，他也叫着我的名字……”

　　这就是当年革命者无惧无畏的写照，然而这背后还有更大的时代背景。１９５０年，中共地下党发展迅速，在各地建立武装据点，为的是迎接解放军渡海来台，台湾岛内人心浮动，期待全中国解放历史时刻的来临；然而６月份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情势，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大陆和台湾在地理上被一刀割断，地下党员们所迎接的解放军终究没能来，加上国民党记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台湾实施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工作，首先强迫地主减少佃农的租金，接着又以公营企业的股票和公债补偿的方式逼迫地主出售土地，再分配给佃农。如此一来，革命力量的社会基础被大幅削弱，农民们为了保护自己刚获得的利益，不仅不愿庇护中共地下组织，反而催着他们赶快离开，走向逐一被捕杀的结局。附带一提的是，朝鲜战争不仅划开了台湾海峡，也使得两边的政权得以关起门来，从容地巩固本身的脚步。大陆方面，大规模的“肃清反革命”展开，原国民党在社会基层的骨干分子也受到严厉的镇压。

　　地下党员们在马场町被枪决后，依惯例遗体由家属领回，但也有不少人尸骨不知去向。１９５２年８月，苗栗铜锣徐庆兰被枪决，尸骨无踪。他的妹妹曾梅兰也坐了１０年的牢，出狱后一直找不到固定的工作，所有公司的老板害怕惹麻烦，不敢收容她。曾梅兰只好四处打零工为生，偶尔回到铜锣，父母都对她再三叮咛一定要找到哥哥的坟墓。因此只要有空，曾梅兰就骑着脚踏车，到台北每个墓地去找，结果一无所获。１９７４和１９７６两年，父母双双过世，临终特别叮咛的还是这件事。１９９３年５月，曾梅兰认识的一位捡骨师偶然间在台北六张犁公墓的一处草丛边看见一块碑石刻着“徐××”字样，他知道梅兰的哥哥姓徐，却不记得名字，不过他还是跑去告诉梅兰这件事。隔年，梅兰拿着除草的镰刀跟着捡骨师到现场，除去野草，擦拭了字迹模糊的墓碑，上面正是“徐庆兰”三个字。曾梅兰事后说：“我的心非常痛非常痛我想，找了那么多年了，终于给我发现了啊我爹娘交待几十年了，现在才给我发现”曾梅兰接着意外地发现四周还有类似的碑石，她一个个找下去，竟找到３７个形状一样的碑石。很明显，墓主都是当年音信杳然、曾让家属们
牵肠挂肚的政治犯，他们无语问天，在这野草下静静地躺了半个世纪。曾梅兰立刻打电话给当年跟她同监的林丽锋，林是“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于是该会全力参与这件事，找到当年埋葬这些人的老人，然后又循线寻获另外两个埋葬枪决犯的地方。这些墓碑的发现震撼了整个社会，家属们赶来认碑，现场满是辛酸泪水，仿佛突然间唤醒了一场埋藏了５０年的噩梦，又庆幸失踪的亲人终于回到了身边，哪怕早已是白骨一堆。

　　最后，互助会找到了１６３座政治犯的坟墓，并发表声明说：“这些被屠杀的尸首，或因来自外省，在台湾没有亲人领尸，亦无朋友敢于认领；本省籍或因家贫无力支付狱卒巨额赎尸金，或因极端恐惧而不敢认领归葬，最终由国府当局交由殡仪馆草草掩埋于公墓之隅。于是孤魂枯骸，局促荒野，无人尊祀，与一时代暴力、逮捕、拷讯、刑死的历史，同遭湮泯，长达４０余年。以‘反共’、‘国家安全’为借口的暴力，使谎言、诬陷、懦弱成为制度，正义与自由枯萎殆尽，良心麻痹，恐怖和暴力横行，同胞相疑，两岸血肉相憎相残，在我们的心灵和生命中，造成深重的残害……”

　　物换星移，历史真相得以逐步还原，不过在史料上仍有一极大的缺憾，即有关白色恐怖血腥镇压的照片极少，几乎是没有，似乎没人见过政治犯枪决前后的照片纪录。不过今年春天，我却在一处照片档案室的小角落发现一袋照片，打开一看大吃一惊，里面有一组枪决政治犯的照片，包括原国民政府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以及原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等人遭枪决的照片，他们均被控以受中共鼓动谋反的罪名。１９４７年，陈仪主政下的台湾爆发“二·二八”民变，台湾人民因厌恶国民党的腐败无
能出现全岛性的暴动，陈仪协调未成，竟由大陆调兵镇压，造成严重死伤，也在台湾人民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一道深刻的伤痕。陈仪并未因“二·二八”事件而遭受惩处，只是调回大陆避避风头，没想到却因意图投靠中共而又被国民党押回台湾。１９５０年，陈仪被送到台北刑场枪决，行刑前未穿囚衣，未上镣铐，反而一袭白西装、戴领带、神情从容，这位曾被视为蒋介石亲信的军人显然仍受一定的礼遇。台湾人民看见陈仪行刑的照片，内心有着复杂的感受。

　　１９９４年台湾《传记文学》有回溯吴石案的专题报导，包括来自大陆方面原地下党联系人黄仲廉的完整证言，文字资料十分详细，至于新发现的这一组照片可说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最具震撼性的影像纪录。这些照片已在台湾巡回展览，让白色恐怖的事实永远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

　　什么教训呢？半世纪以来，幸存者以及受难者家属各有境遇，有的长年暗夜饮泣，埋名隐姓；有的穿起西装打起领带，没入商业社会的洪流；有的则投身国民党政府部门，甚至最后当了国民党的大官；当然，也有的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组成劳动党，在办公室高挂着毛泽东的肖像，或组织车队上街游行，呼吁民众支持两岸的和平统一。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背景资料：南奥塞梯问题

　　新华网北京8月8日电 南奥塞梯是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州，面积3900平方公里，人口约19万，主要由奥塞梯人、俄罗斯人和格鲁吉亚人组成。南奥塞梯与俄罗斯北奥塞梯接壤。从1989年起，南奥塞梯就要求与俄罗斯境内的北奥塞梯合并。苏联解体后，南奥塞梯自治州一直谋求独立，不服从格中央政府的管辖。

　　南奥塞梯1992年1月通过全民公决，要求成立独立共和国及与北奥塞梯合并。因此，格中央政府与南奥塞梯地方当局的矛盾急剧恶化，并导致大规模武装冲突。

　　格中央政府与南奥塞梯地方当局的矛盾也严重影响了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关系。长期以来，由于南奥塞梯当局与俄罗斯关系密切，格鲁吉亚经常指责俄罗斯暗中支持南奥塞梯。俄格双方在南奥塞梯问题上龃龉不断。

　　1992年6月24日，俄罗斯、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北奥塞梯四方最高领导人就和平解决南奥塞梯武装冲突问题首次举行会谈，达成有关实现停火、成立维持和平部队和监督委员会的协议，格奥冲突双方随后实现停火。根据协议，俄、格和南奥塞梯、北奥塞梯成立了解决格奥冲突的四方混合监督委员会，由俄、格和南奥塞梯三方组成混合维和部队负责在冲突地区执行维和使命。

　　十几年来，南奥塞梯当局一直初衷不改。2006年11月，南奥塞梯再次就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绝大多数公民支持南奥塞梯独立。但这一结果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近年来，南奥塞梯与格中央政府的冲突仍不时发生。

　　 (本文来源：新华网 )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俄格激战南奥塞梯尸横遍野 可能将引发全面战争

　　核心提示：格鲁吉亚军队7到8日进攻冲突地区南奥塞梯的首府茨欣瓦利，引发俄格两军激战，茨欣瓦利街头尸横遍野。格方称俄军战机轰炸格鲁吉亚境内三个军事基地和多座供应原油到西方国家的重要设施。目前格鲁吉亚已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冲突可能引发俄格全面战争。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

 还记得99年的科索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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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坚 的 仇和现象背后的公民力量

 

仇和现象背后的公民力量

 

温克坚

 

仇和是现任昆明市委书记，因为高调而强势的推行一些贴着“改革”标签的政策举措再次引发舆论关注。从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副省长，然后调任昆明市委书记，与多数地方干部要么闷声发大财，要么低调积累政治资本的做法不同，仇和一贯高调，一贯言辞锋利，这自然引发国内媒体对之进行广泛的跟踪讨论，在当下拘谨死板的政治生态中，仇和的另类让人耳目一新而被给予了额外的想象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仇和现象。

 

当然，说仇和现象也许有点牵强，因为这也许只是一个误会，只是舆论关注的一种叠加，这个现象未必有什么代表性。 因为缺乏有效的信息，普通公众很难断定仇和现象背后是个性官员的自我展示，抑或是某股政治力量试图在公共话语领域的上位。

 

不过站在现代政治立场，对“仇和新政”进行一番扫描过滤之后，结果却是相当失望。“仇和新政”依旧是权威主义的改头换面，其中很难找出符合现代政治理念的要素。根据一些媒体的记录和描述，仇和现象的主要亮点如下：铁腕改造城中村，高调治理污染，公开领导电话，成立招商小分队，教改医改市场化，撤除打瞌睡下属等。一些更生动的描述是：仇书记要求公务员天天写学习心得，仇书记要求所有的部门领导都去招商，仇书记要求领导干部24小时开机待命…..

站在权力的立场来看，这些现象也许寓示的是铁腕，高效，勤政，展示的是一个以发展经济为己任的雷厉风行的官员形象。不过在宪政民主观念已经广泛社会化的今天，这些权威主义伪装起来的改革举措，已经不再光鲜，很难再赢得人们的掌声。中国官场几千年的传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仇和目前的这些执政举措基本没有超越这个框架，通过这些所谓新政，仇和的个人政治权威得到确立，行政效率短期也许会有所提高。不过恐怕这些就是所有的收获了。

 

由于民主政治迟迟没有启动， 威权政治已经无法有效回应政治合法性的追问，因此政治权力结构已经逐步走入一种脑死亡的状态，客观上政治重心在下降，地方政治力量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类似仇和这种地方要员，只要背靠一定的政治后台，展示一些的独特风格，不做政治鸵鸟，很容易就成为这种衰败的政治生态下的明星。 这种现象多少也体现了陈旧权力结构试图局部自我更新的努力。

 

在缺乏公共参与的条件下，这种努力是走不远的，它的结果注定还是失败。在个性官员+威权主义的政治叙述进程中，现代政治理念中最重要的要素民意.问责，程序等价值却没有得到任何体现和尊重。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绝对权力主导的所谓勤政亲民姿态带来的哪怕不是灾难，也往往都是后患无穷的政治苦果。权威主义加上个性官员加亲民勤政的混合包装，终究无法替代民主政治架构的官员约束和问责机制。从政治观念的光谱视角来看，这个集权体制所能提供的最新换代产品，还停留在几百年前的清官和能臣的水准上，与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地方治理不能同日而语。 社会变化之脉动在一个封闭的威权体系中催生不出真正的新政。一个威权体制的致命缺陷就是它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自有其走向坍塌的内在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大胆的对仇和说，仇和先生，你落伍了。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借助仇和现象所展现出来的公民社会的力量。 在仇和现象引发的无数讨论中，我们看到公民社会不再以背景或者虚拟的方式存在，而是开始实在的登台发声，在政治性的议题上，公民力量展现的轮廓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本文不拟对公民社会本身进行阐述，建议参阅张祖桦先生撰写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一文)。

 

在这个进程中，一些重要的因素在共同起作用。

 

首先，仇和的官位不算太高，这使得公民力量可以构成一个有效的对手。客观的说，目前的公民力量还处在一个稚嫩的成长阶段，对于权力的发声能力是有限的。公共舆论空间对于位高权重的官员似乎只能起到主旋律的唱和作用。比如对于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官员，或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层次的官员，媒体基本无法进行独立的褒贬，最多打击一下因政治斗争失败下台的“落水狗”，比如媒体对陈良宇案件的报道。不过，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步演进，媒体的独立性正在逐步增强，讨论政治人物和政治议题的能力已经大有提高。大胆的媒体已经可以触及省部级别官员。2007年的舆论空间成功的对许多严重违规的县委书记们（西风县委书记张志国就是其中典型）进行了“斩首行动”。仇和作为一个副省级官员成为公民力量的可能猎物，并不让人奇怪。

 

其次，媒体的竞争态势和媒体从业者职业素质的确立，这提供了一种公共讨论的平台和言说能力。平面媒体和网络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强化，任何一份地方报纸只要在践行舆论监督功能的时候稍微展示其职业素质，都能得到网络的强化和扩展。在仇和事件中，他们改变了报道的自我审查的默认规则，而试图以刺激的内容来上位且获取市场认同。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通过网络民意的表达，无数的公民主体正在加速形成，这是公民力量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对仇和现象的评议中，专家学者，时评精英和无数的网民以平面和网络媒体为主要舞台，自由的,持续的参政议政，以直接间接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政治的意见以及分歧，这些言论形态各异，有的尖锐，有的中肯，有的谩骂，有的嘲讽；言论背后的政治光谱也相当丰富多彩，有为仇和式威权模式赞美的，更多的是站在自由和权利的立场对仇和式政治理念的分析和鞭挞。对仇和现象的评议，各种政治观念，各种对于公共生活的理解，似乎头一次，可以在同样的舞台进行演出。

《公民》月刊第14期的社论“从网络民意到代议民主”对这种公民力量有一个全景式的描述，“过去的2007年是中国网络民意崛起之年。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民意的自由表达最为勃发的一年。普通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也更有条件"发声"了。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型媒体与技术手段正在成为民意的形成与表达的最重要平台。网络已经超过传统媒体，成为最大、最集中表达民意的窗口。 随着中国的网络人口超过两亿，用电脑、手机、数码相机和DV武装起来的年轻主力网民，在博客、论坛、MSN、QQ等即时通讯和短信等虚拟网络平台上积极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话题的看法，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位记者、都是一位评论员。每个论坛都是一份杂志，每个博客都是一份个人出版物。”

 

不是所有的官僚体系中的成员都能感受到这种力量，许多不知天高地厚的县委书记们，铁道部和外交部那些傲慢的发言人，以及很多浑浑噩噩依附于体制的干部们，他们看上去依旧都生活在旧世纪，在权力的幻象中，醉生梦死。仇和不像他们中的一员，仇和起码感受 到了舆论和民意背后的公民力量，虽然他看上去并没有学会如何有效回应这种公民力量。

 

当然，这个成长中的公民社会迄今为止所展示的力量还是间接的，是柔弱的，还谈不上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在仇和现象中，公民力量还无法形成制度化的通道影响昆明的政治格局，也无法改变地方政策，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冲击是不容忽视的。当北大教授姚洋因为批评仇和而被邀请去昆明的时候，就说明了公共舆论的威力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和地方强势政治人物相抗衡。

在法律的和政治的通道有效建立起来之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纯粹从民间成长起来的政治家，我们也还没有看到真正通过选举中拼杀出来的代议士。 公民组织也由于政府的严控而没有得到有效发育，但是任何一股忽视这种力量，不和这股力量进行必要的对接的政治人物都将受到公民社会的反制和惩戒。在这个意义上，仇和先生如果真正希望有所作为，他需要做的恰恰相反，不是展示权力，而是展示谦卑，不是贯彻从上而下的政治意志，而是放开政治通道，接纳从下而上的民意洗礼。没有这种民意基础，仇和新政的光环将什么都不是。

引用

陈林 的 百年红学造假第一大案水落石出人赃俱获

百年红学造假第一大案

水落石出人赃俱获

陶洙伪造贩卖一系列“脂本”，“主流红学界”数十年来撒谎欺世，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４日，当大量事实构成的庞大“证据链”集中指向一个结论——近人陶洙伪造和贩卖“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列藏本”（“俄藏本”）、“舒序本”（“己酉本”）、“甲辰本”（“梦觉本”）、“梦稿本”（“杨藏本”）、“蒙古王府本”等一系列所谓“《红楼梦》早期抄本”——对于近两年来一直从事《红楼梦》版本校勘研究的陈林来说，找出陶洙的手迹，对照上述所谓“脂本”正文和批语的笔迹，就是对“主流红学界”数十年来隐瞒真相撒谎欺世这一学术大骗局的最后致命一击。

 

在此之前，陈林已经通过学术论著《破译红楼时间密码》（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６月出版）及其后续一系列学术研究（参见陈林博客）确证，一切所谓“脂本”都是在狄葆贤１９１１年伪造的“戚序本”（“有正本”）基础上的累积造假。包括“戚序本”在内的这些“脂本系统”的假古籍，其正文沿袭了１８８４年正式出版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三家评本”）中护花主人王雪香（王希廉）校改程甲本的文字，大量“脂批”则剽窃和篡改了“三家评本”中太平闲人张新之的夹评。

 

与此同时，陈林还发现，尽管一系列“脂本”分别由两名或多名字迹不同的抄手合作抄成，但是在所有这些“脂本”中，有一种略带隶意的字迹始终存在，有时工整，有时潦草，有时端正优雅，有时笨拙丑陋，然而这一字迹的字体结构、运笔习惯、笔画走势等方面在各“脂本”中非常接近，陈林严重怀疑这名抄手参与甚至主导了这一系列“脂本”的伪造。

 

　　　　　　　　　　　　　　　　

 甲戌本、庚辰本、列藏本第一回字迹的对比　　　　　　                  庚辰本、己卯本字迹的对比

 

由于“己卯本”是所谓“董康旧藏，后归陶洙”，而“庚辰本”又是陶洙之兄陶湘、董康、王克敏等人于１９３１年首先引荐给胡适先生的，“甲辰本”、“梦稿本”、“蒙古王府本”等版本在陶洙晚年（１９５４年前后）先后陆续公之于世，陶洙成为“脂本”首要造假嫌疑人自在情理之中。

 

一旦聚焦陶洙，由怀疑到确证陶洙伪造一系列“脂本”，整个推论过程相当容易，相当自然，相当合理。另一方面，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才是相当地不正常。确证陶洙伪造一系列“脂本”的证据和旁证就在“己卯本”及相关的研究文献之中。

 

所谓“己卯本”，就是号称“己卯冬月定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指的是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因此“己卯本”通常被“红学界”视为最接近小说《红楼梦》原著的重要“早期抄本之一”。

 

“红学界”４０多年来普遍认为“己卯本”原为“董康旧藏，后归陶洙”，但是胡文彬先生早就指出：从史料（董康日记）来看，“己卯本”“是董氏所藏，还是他人所藏，抑或陶氏自藏，皆语焉不详，难以作出明确结论。”

 

第一篇研究“己卯本”的专文是陈仲竾于１９６３年发表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冯其庸也曾对比“庚辰本”，“反复研究查对己卯本原件”的正文和批语。要是从陈仲竾到冯其庸再到胡文彬，一系列专家从未想到过“己卯本”就是陶洙伪造，那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

 

“己卯本”原件的大致情况是这样——陶洙于１９４７年和１９４９年在己卯本上写下了“题记”，其中一条写道：

 

此己卯本阙第三册（二十一回至三十回），第五册（四十一回至五十回），第六册（五十一回至六十回），第八册（七十一回至八十回），又第一回首残（三页半），第十回残（一页半），均用庚辰本钞补，因庚本每页字数款式均相同也。凡庚本所有之评批注语，悉用朱笔依样过录。甲戌本只十六回，计（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胡适之君藏，周汝昌君钞有副本，曾假互校，所有异同处及眉评旁批夹注皆用蓝笔校录。

 

陶洙“题记”所称的“己卯本”那些阙失的正文和批语，他都照着庚辰本补抄了。可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１９８１年影印出版“己卯本”时，将确认为陶洙抄补的正文和批语全部删去。那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个影印本上可以确定绝没有陶洙的手笔了吗？那可未必。

 

陈林从他所见的多种研究资料得出判断——陶洙的手笔混在所谓“原件”之中，如果不是参考特别的标记，没有人能分辨出来。换句话说，陶洙的手笔（包括字迹、纸张、墨色等）跟原件浑然一体别无二致。

 

举例来说，冯其庸的论述实际上间接验证了陈林的判断。冯其庸写道：

 

陶洙的这些朱笔校字易与己卯本上原有大量的朱笔校字相混，以致给我们研究过录的己卯本在抄成以后，又借到庚辰本并以朱笔校改的情况，造成了相当的困难和混乱。弄得不好，容易把原己卯本上乾隆时期用朱笔校录的庚辰本的文字当作是近人陶洙用过录的庚辰本新校上去的文字，从而抹杀了现存过录的己卯本上早已具有庚辰本的校文的重要特征；反过来，也容易把明明是陶洙新从庚辰本添校到己卯本上的文字、误认为是乾隆时期据庚辰本的校文。这两种错误，都会导致我们研究这两个本子时陷入迷阵。

 

有鉴于此，找出陶洙在“己卯本”上补抄部分正文和批语的笔迹，拿来与“己卯本”原件笔迹及其他“脂本”笔迹相对比，就成了判别陶洙是否伪造一切“脂本”的关键直接证据之一。

 

“己卯本”上陶洙的笔迹可以说明问题，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曹立波及其导师张俊等人在２００１年初发现的北师大所藏陶洙抄录的“师大本”，已经全然暴露了陶洙伪造一系列“脂本”的事实。

 

从张俊、曹立波、杨健等人合作撰写的校勘研究报告来看，这个“师大本”是陶洙根据庚辰本、己卯本、戚序本、甲辰本、程甲本等多个版本精心“汇抄汇校”而成的，该报告描述了“师大本”笔迹的情况：

 

师大本的正文（包括双行夹批）由甲、乙两位抄手抄写，其中甲抄手的字体，与己卯本上陶洙所增补的文字基本相同，而且，师大本与北大本（按指庚辰本）不同的几处特有文字，也与己卯本上陶洙增补的内容相同。

 

曹立波等人为此访问了与陶洙有过交往的周绍良，给他看了“师大本”的几张复印件，周绍良明确告诉他们：“这个字很像陶心如（即陶洙）的字。”

 

周绍良告诉曹立波等人：“他抄书的本领很大，抄过很多善本书。”“（陶洙、陶湘兄弟）他们全家都是搞书的。”在写给曹立波等人的信中，周绍良又写道：“陶心如想整理一个只有脂砚斋的批本《石头记》，但是用主观主义去搞，因之在庚辰本上很多他认为不是脂砚斋的，他都不录。据我所知，他由于生活问题，他所想搞纯脂本《石头记》，没等得完工就卖了。”

 

陶洙“整理”的师大本于１９５７年卖给了北师大图书馆，其登录号为342510—17，书价为240元。陈林初步查证了一下，这个价钱，大致是当时普通国家工作人员半年的工资。

 

陶洙伪造和贩卖假古籍“师大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可是，曹立波等人只说明了“师大本”上甲抄手的字迹与“己卯本”上陶洙的字迹“基本相同”，没有指出陶洙的字迹与“己卯本”原件上的字迹是否相同。是真的不同，还是他们不敢或者不愿指出两者相同？

 

冯其庸在《关于北京师范大学藏〈石头记〉庚辰抄本的几点思考》（原载《红楼梦学刊》２００１年第四辑）一文中断然否认“师大本”上陶洙的字迹跟其他“脂本”上字迹相同，冯其庸写道：

 

我在用北师大本的复印本逐字逐回的校核过程中，始终有一个感觉缠绕着我，我总觉得这部抄本的第一回到三十回，第七十一回到八十回这四十回的抄手的笔迹非常眼熟，但始终想不起来是在哪一个抄本上见到的。当我愈往下校时，这种感觉愈来愈强烈。我终于坐不住了，我把我手头所有的《石头记》抄本统统拿出来核对，一时都没有对上，我也把我藏的其他抄本如戏曲笔记之类的抄本拿出来核对，也没有对上，所以我只好继续做我的两本核校的工作。

 

冯其庸“过了几天，忽然灵光一闪”，终于发现这个“师大本”的笔迹跟“己卯本”上陶洙补抄部分的笔迹“真是同一个人的笔迹”。

 

“师大本”为陶洙所抄，陶洙补抄“己卯本”缺失部分，两者笔迹一致，这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事实。现在的焦点问题就是找出陶洙的真迹，拿来与所谓“乾隆时期旧抄本”的“脂本”笔迹相对比，陶洙是否伪造贩卖“脂本”的真相将会立即大白于天下。

 

然而这一真相，在以冯其庸为代表的“主流红学界”“专家学者”心里，早就一清二楚了。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８日，陈林终于找到了陶洙真迹的图片资料，陶洙伪造贩卖一系列“脂本”，“主流红学界”数十年来撒谎欺世，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完全验证了陈林此前的坚定判断。

 

我们首先来看看陶洙在“己卯本”上的一页“题记”：

 

 

这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其网站上公布的该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版１刷的“仿真己卯本”图片资料。“题记”落款“忆园”就是陶洙的号。

 

我们再来看看陶洙这个丹青妙手在其书画作品上的题款，确认陶洙的字迹。

 

　 

　

（以上三张截图均来自文物书画拍卖网站图片资料）

 

从笔迹来看，“己卯本”上的“题记”确为陶洙所写，完全证实曹立波、张俊、周绍良、冯其庸等人的判断。

 

从陶洙“题记”的内容来看，“己卯本”原缺的第三册（二十一回至三十回）、第五册（四十一回至五十回）、第六册（五十一回至六十回）、第八册（七十一回至八十回），又第一回首残（三页半），第十回残（一页半），陶洙“均用庚辰本钞补”，“凡庚本所有之评批注语，悉用朱笔依样过录”。

 

冯其庸在论文中公开举出“师大本”第一回首页和“己卯本”上陶洙抄补的第一回首页对比，让普通读者看清楚“陶洙的字迹”。仅从这个首页的笔迹来看，陶洙的笔迹当然跟其他“脂本”的笔迹相差很多。

 

 

冯其庸没有举出更多陶洙补抄部分的笔迹资料，可是，恰恰就在冯其庸没有举出来的部分，“己卯本”上陶洙抄补部分正文和批语的笔迹，跟“乾隆旧抄本”“庚辰本”上的笔迹完全一致，曾经对比“庚辰本”反复研究过“己卯本”的冯其庸完全知道这一清楚的事实！请看“仿真己卯本”上第二十四回的一页笔迹，这个第二十四回的正文和朱笔批语当然是陶洙根据庚辰本抄补的，请大家对比一下“乾隆旧抄本”“庚辰本”第二十四回的笔迹，看看陶洙的笔迹是不是跟“庚辰本”完全一致！

 

 

这是网名“志学斋主”的红楼梦爱好者于2008年3月22日16时52分在一个红学论坛上贴出的“仿真己卯本”图片资料，“志学斋主”当时讨论的是“仿真己卯本”在装订方面出现了严重错误，即第二十四回回末的一页装订到了回中。这个“志学斋主”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页的笔迹跟“庚辰本”第二十四回的笔迹完全一致。

 

大家来看看“乾隆旧抄”“庚辰本”第二十四回回末的笔迹：

 

 

这是１９７５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影印本的图片资料。陶洙的字迹跟“庚辰本”上某一抄手的字迹完全一致，陶洙伪造贩卖“庚辰本”乃至一系列“脂本”的犯罪事实终于真相大白，证据确凿，无可置疑。

 

陶洙的字体在各“脂本”中或工或拙，笔画或粗或细或方或圆，这跟他抄写时的运笔和精神状态有关。在１９５９年问世的“乾隆旧抄本”“梦稿本”（“杨藏本”）上，有一位抄手的笔迹龙飞凤舞飘逸俊雅，对比陶洙在“己卯本”上的“题记”，这一笔迹正是出自陶洙之手。

 

影印“梦稿本”图片资料

 

“主流红学界”早就心知肚明陶洙伪造贩卖一系列“脂本”的犯罪事实，可是他们全在或装聋作哑或撒谎欺世。这不单是一个学理辨析的问题，而且涉及到贩卖“脂本”影印本牟取暴利的“产业链”的利益。

 

众所周知，各种精装的仿古“脂本”影印本，单部零售价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上文提到的北图出版社出版的“仿真己卯本”，单部售价就高达３９５０元。这是对广大善良读者赤裸裸的诈骗和抢劫！

 

根据“脂本”伪造出来的“卞藏本”在文物拍卖会上拍出了１８万元的高价，北图出版社又迅速影印出版，高价的假古籍“卞藏本”最后又是由广大善良的读者来买单！

 

从学理上来看，“脂本”“脂批”的存在，是“主流红学界”两大学术谎言“曹雪芹是作者”、“后４０回为（高鹗或其他不知名者）续作”最后的救命稻草。

 

当陶洙伪造贩卖一系列“脂本”的犯罪事实大白于天下，“主流红学界”哪里还能心安理得撒谎欺世诈骗谋财逍遥法外？！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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